任瑞波(左)指导现场发掘工作
刘家梁遗址发掘现场
忙碌的现场工作人员
考古工作人员用手铲清理遗址土壤
赤峰红山文化博物馆展出的红山文化出土文物
进行测量的考古工作人员
红山文化时期的石器
9月末，刘家梁遗址发掘领队任瑞波在“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讨会上，汇报了今年的发掘成果。6月至9月，在赤峰市喀喇沁旗，“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刘家梁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次发掘进一步理清了红山文化社会发展的区域性特点，对了解红山文化聚落群聚形态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贡献。
遗址里的“红山生活”
刘家梁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被农田包围着。8月份，在一块块接近方形的探方里，吉林大学考古系的师生们用手铲一遍遍清理着遗址表土层和垫土层，从中发现跨越数千年的蛛丝马迹。
土层之下，红山时期先民们在此生产、生活的痕迹慢慢浮现——这里是一处小型聚落，房屋、灰坑、陶片、细石器记录着曾经的日常。经过连日的测量和布防，刘家梁考古队完成了十余个探方的初步发掘，发现了部分红山文化遗存。
“这些探方里发灰、发黑的部分就是红山文化的遗迹现象，不过具体是红山文化什么时期，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考古系主任任瑞波告诉记者。刘家梁遗址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计划发掘20个探方，考古队将通过多学科科技手段，全面了解红山文化时期先民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行为习惯等。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位于赤峰市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刘家梁自然村北的刘家梁遗址，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一处红山文化聚落遗址。2022年至2024年，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对刘家梁遗址展开多次复查和勘探，确定该遗址是一处典型且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址，在喀喇沁旗境内所有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原始堆积保存相对较好。
经“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专家组论证，并由国家文物局批准，2024年1月，刘家梁遗址发掘项目正式获批，并成为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6月，由吉林大学、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赤峰博物院和喀喇沁旗文物保护中心共同开展的刘家梁遗址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启动，距今约5500年至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生活是本次发掘的重点。
红山之谜
“喀喇沁旗是红山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但是以前没有做过有关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这是第一次。”喀喇沁旗文保中心副主任李凤举告诉记者。2006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期，喀喇沁旗对全旗境内605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普查，其中有60多处遗址包含有红山文化内涵。
红山文化，因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现、发掘而得名，它是中国北方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文明发展进程中占据关键地位。1954年，考古学家尹达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正式命名了“红山文化”。
赤峰市是红山文化的核心分布区，也是中华龙的故乡。红山文化标志性器物——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大型碧玉龙，属于中华大地最早的龙形器物，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目前，赤峰市境内已发现红山文化遗址700余处。
红山文化，见证了早期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历程。对红山文化的发现与认识虽然始于20世纪初，但是获得突破性认识却在20世纪80年代。因年代相隔久远，红山文化的考古工作仍有着很多未解之谜。比如，红山文化的大型聚落在哪里?著名的红山玉器的玉料来自何处?一处处红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正探寻着这些未解之谜。
不曾停步的探寻
9月22日，任瑞波在“红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讨会上进行了发掘成果的汇报发布。2024年，刘家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共发现遗迹36处，其中房址6座，灰坑25个，灰沟1条，灶/火塘2个，特殊遗迹2处。出土遗物400余件，包括可复原陶器近20件;石器400多件，多为细石器;玉器3件;绿松石2件;蚌器7件;骨器1件;木骨泥墙残块10余件。
刘家梁遗址的发掘，不仅丰富了红山文化中期遗存，增添了红山文化晚期与小河沿文化关系的新材料 ，还发现了辽西地区龙山时代-青铜时代新遗存。同时，也实证了东北地区先秦时期渔猎文明延续，有助于全面了解红山文化时期先民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行为习惯等，为红山文化聚落形态研究创造新条件，推动了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研究，进一步厘清红山文化社会发展的区域性特点，对了解红山文化聚落群聚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刘家梁考古发掘重点工作将辨识刘家梁遗址不同于红山文化特征的遗存的文化性质，将通过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研究刘家梁遗址的遗迹、遗物，以专业的角度进行2024年度发掘简报的编写工作，并且积极申报2025年度的发掘工作。
以历史遗存为媒介，穿越历史的长廊。刘家梁遗址，似乎可以窥见红山先民日常生活的点滴。他们所走过的历史，既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来时路，也是中华文化代代相传的行之途。
红山文化，如同一部未读完的史诗，等待着人们继续追溯历史长河而上，不断展开、持续探索。（查娜）
